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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道德,也可能是另一种恶

推么推原创作者:释玖

你的道德,也可能是另一种恶

有人说,

道德约束行为上限,法律限制行为下限,两者既有重叠,又各有不同。

法律用于律人,道德适合律己。

而关于道德与法律孰先孰后,在公平的天平上,向来是争议重重。

1

春秋时期,鲁国制定了一道法律,如果鲁国人在外国看见为奴的同胞,只要出钱把人赎回鲁国,国家就会给他们赔偿和奖励。

这条法律执行多年,解救了无数在别国水生火热的鲁国人。可惜,这条善令却因子贡成一己之德行,毁于一旦。

子贡是个很有钱的商人,他从国外解救了很多鲁国人,回国后政府按律赔偿,他觉着自己不差钱,便统统拒绝了。

但自此以后,愿意解救同胞的人反而越来越少,甚至看到异国为奴的同胞就绕道而行。

原本鲁国颁布的法律,旨在唤起人们心中的“义”,只要大家看见落难同胞时生出恻隐之心,并把同胞解救回国,就是一桩善举。

事后国家会给他补偿和奖励,让行善的人不受损失,且得到大家的赞扬。长此以往,愿意做善事的人自然越来越多。

但子贡的做法,却将‘义’和‘利’对立起来,将行善的标准和代价拔高到绝大部分人无法企及的高度。

那些不如子贡富裕的人,在赎人之后,若向国家要钱,不但得不到大家的称赞,甚至可能被国人嘲笑“伪善”。

因此行善之人大大减少,异国受难的同胞愈多。

你的道德,也可能是另一种恶

迈克尔·桑瑟尔在《公正:该如何做是好》中说:

“对于自由社会中许多公民来说,将道德法律化这一观念是令人厌恶的,因为它具有沦为不宽容和压迫的危险。”

当个人的道德主义凌驾在法律之上,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,个人的正义就会焚化群体的正义,成小善而灭大善,这才是最大的恶和悲哀。

道德是行为上限,法律是行为下限,约束最基本的人性,保障最底线的利益。

用道德约束自己,胜过一切法律,用道德胁迫他人,坏过一切私刑。

2

23年前,张母与邻居王家发生纠纷,不幸被王三子王正军重伤,不治身亡。未成年王正军被以故意伤害罪判有期徒刑七年,并赔偿张家相应经济损失。

2018年春节,张扣扣发现王正军回家过年,便暗中监视王家人行踪,并准备帽子、口罩、汽油燃烧瓶、单刃刀、玩具手枪等作案工具,伺机作案。

然后张扣扣将王家三父子凶残杀害,并纵火焚烧王家轿车。

上个月,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扣扣案作出二审裁定,维持死刑不变,在网络掀起了惊涛巨浪。

网友义愤填膺,在网络上为张扣扣摇旗呐喊:

“为母报仇,不娶妻,不留娃,矢志不渝!不连累他人!”

“参军报国,这是忠;不忘母仇,这是孝;面对王家妇孺,张某并未滥杀,只杀弑母的三个仇人,不动无辜者丝毫,这是仁;手刃三仇人后,先到母亲坟前拜祭告慰,这是礼;杀人后并未潜逃,而是吃上一碗最爱的家乡小吃后自首,这是信;不婚不子,不拖累别人,这是义;隐忍二十二年,择机而动,这是智。”

这些言论,简直让人毛骨悚然。

一场蓄谋已久的谋杀,一次精心策划的纵火,最后竟被讴歌成“忠孝仁礼信义智”的“圣人”,这样的道德谁能受得起?

甚至有人公然诅咒法院:不顺应民意必遭天遣,法院所有人都要遭天打雷劈。

你的道德,也可能是另一种恶

弑母之恨是人性,但不是罔顾国法,滥用私刑的借口。

且不说法院是合法合理审判张母案,如对审理结果不满,应合法上诉,而不是等23年杀人泄愤后,作为滥用私刑、申请减刑的借口,并被渲染成生错时代的“侠义英雄”。

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中说:

“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,一切就都告绝望了。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,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。”

如果法律被极端道德主义绑架,我们不再依法执法,而是以道德执法,司法的正义就会丧失,社会回到原始野蛮时期。

以牙还牙以眼还眼,暴行不断循环,没有了理性,只有肆意宣泄的兽性,一切以武力裁决,每个人都将活在不安中。

依法执法,以德为辅,舆情作为参考,而非盲目绑架,社会才会稳定,正义得以伸张,自由才能实现。

3

谈起海瑞,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孝悌清廉、道德楷模,如果明朝全是海瑞这样的官员,明朝一定会兴盛发达。

但事实却恰恰相反。

16到17世纪,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陆续迈入商业社会,制定了明确的产权和商业纠纷法律。

有了法律保护,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涌现,有了合法有效的投资和借贷途径,各种商业活动开始兴盛,技术和经济飞速发展。

而同时期的明朝,还停留在没有高效经济组织分工,没有保护私人产权的文化观念,没有权责明确的法律体系的农业社会。

而这一切落后源于,明朝以德治倾轧了法治。

海瑞任南直隶巡抚时,民间盛行农田抵押贷款,放贷的人除了富户,还有自耕农。

一是农民有资金需求,二是明朝地方政府没有资金借贷,也没有信贷机构,民间高利贷已然成了推动商业社会发展的资金源。

但海瑞认为这违反了儒家道德,强逼放贷者退田,却没有有效保障还款的措施。导致资金链断裂,农民走投无路,社会动荡不安。

你的道德,也可能是另一种恶

明朝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持民众,只靠政治压力和道德宣传治理国家,以道德代替法律,才导致恶果。

不仅如此,海瑞还强令禁止民间制造奢侈品,包括特殊纺织品、纸张文具及甜食。认为这些铺张浪费,有亏德行,以致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。

海瑞还说:“凡讼之可疑者,与其屈兄,宁屈其弟;与其屈贫民,宁屈富民;与其屈小民,宁屈乡宦。”

以极端道德情怀作为司法依据,更是暴露了明朝法制缺失,不尊重私有财产,其中的冤假错案可想而知,更谈不上真正的人权保障。

当链接整个社会关系的不是法律,不是商业活动,而是极高的道德伦理时,便会导致技术革新无法开展,法律体系无法建立明确的权责界限。

当道德凌驾一切,必然导致社会阻滞不前,最终难逃落后的厄运。

4

黄仁宇先生在《万历十五年》中说:

“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,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。

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,不能分割,也不便妥协,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,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,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。”

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社会、不同的信仰、甚至不同地域人群都可能形成不同的价值标准,而道德便在此基础形成,包含复杂的人性因素,具有不确定性。

道德可以用来评价,用来监督,可以推动法治的完善,但绝不可以替代法律用来审判。

如果道德凌驾了法律,小则善恶颠倒,纲常破坏,大则社会落后,经济停滞。

社会的和谐与进步,需要有刚度的法律来保障,也需要有柔度的道德来监督完善。

两者有所交融,却应各司其职。

道德责己,法律治人,才会有真正的自由。

(图片素材来源网络, 侵权即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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